省安委会第十六巡查组向我市反馈安全生产巡查意见

[15]内部路径的局限主要在于内部审查机构中立性可能存在的匮乏。

第39条规定，行政机关作出准予行政许可的决定，需要颁发行政许可证件的，应当向申请人颁发加盖本行政机关印章的行政许可证件。发审委会议表决采取记名投票方式。

教育部《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考务工作规定》，教考试[2009]2号，第22条。该《办法》明确规定，发审委会议审核发行人公开发行股票申请和可转换公司债券等中国证监会认可的其他公开发行证券申请，参加发审委会议的7名发审委委员表决投票时，同意票数达到5票为通过，同意票数未达到5票为未通过。据此，通信评审或者电话征求意见显然不被允许。中国多部法律文件对此作了明确规定，其中最经常被引用的是《行政处罚法》第38条第2款：对情节复杂或者重大违法行为给予较重的行政处罚，行政机关的负责人应当集体讨论决定。高评委成员有几十名，每年更换，即使公开上一年度的高评委名单，下两个年度的名单仍不确定，参评人员想通过个别打招呼的方式通过评审的可能性不大，故公开评审名单可能影响后两期评审工作的理由依据不足。

相对于上级机关的事先批准，事后备案的要求是一种更加和缓的监督手段，具有事先批准的替代性措施的功能。例如，《公共文化体育设施条例》（2003年）第27条规定，因城乡建设确需拆除公共文化体育设施或者改变其功能、用途的，有关地方人民政府在作出决定前，应当征得上一级人民政府文化行政主管部门、体育行政主管部门同意，并报上一级人民政府批准。但他同时又以为，他的学生们，作为面向未来的一代，应该对此有更浓的兴趣。

[25] 参见龚祥瑞：《盲人奥里翁：龚祥瑞自传》，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345页。英国的权利平等，其精义不在于争人权，而是着重于立法、司法对行政的牵制，尤其是以司法机关来防止行政的违法。[2] 参见孙宏云：《拉斯基与中国：关于拉斯基和他中国学生的初步研究》，载《中山大学学报》（社科版）2000年第5期。二是，超然的兴趣，即独立各党派的宣传和理论，保持自己清醒的理性思考。

[12]在法治与政治责任方面，龚祥瑞批评了格林的抵制理论。作为中国较早从事行政法研究的学者，在《比较宪法与行政法》中，他详细阐述了行政法与宪法之间的关系：宪法是行政法的基础，而行政法则是宪法的实施。

大概是因为我当时还年轻，更因为我常受先生们那种寻常心态的感染，竟然毫无顾忌地按龚先生的要求做了，而且是以平常心交还给他。其宪政思想的发展，根据其经历大体可分为五个阶段。统治权在本质上是不可分割的，夺取统治权只能靠革命，而不能靠分权。文中提到的文章即龚祥瑞、李克强：《法律工作的计算机化》，载《法学杂志》1983年第3期。

所以1949年以来，他不得不一而再、再而三地向组织和群众交心。因此，他把文稿交给了我，并要求我作补充乃至删改。[5] 参见龚祥瑞：《盲人奥里翁：龚祥瑞自传》，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11页。宪法重新开始的理论，是对马克思主义宪政理论的补充和修正，而不是否定，更不是以资产阶级的理论取而代之。

[34]在他的论著中，关于中国有政治而没有政治学，有宪法而无宪政。龚祥瑞总结了资本主义国家对政治自由保障的经验：首先，自由也应当有所限制，当言论危机法律所规定的公共秩序时，言论自由应当受到限制，但是法律限制自由的程度不能超越其保障全体公民权利的要求。

尤其是在1989年，他发表《中国需要什么样的宪法理论》引起轩然大波，在自传中，他因此专列一节《我的反思与答辩》，指出中国宪政理论的缺失和未来发展的方向。钱的其它著作如‘法国的政府等是在某种特殊条件下写出来的，并非出于好学。

宪政应当是一个兼容并包的普世性的理论体系。发表于高鸿钧、余盛峰、鲁楠主编的CSSCI集刊《清华法治论衡》（第17辑，宪制与制宪专号（上）），清华大学出版社2013年3月版。三是，议会只可以改变议会的组成，但它行使权力的程序和方式方法，不能限制未来的议会立法。他还提出，现代国家是一个行政国，各种立法条文细则种类繁多，有的更加涉及专业化的东西，采用直接民主有违效率原则。我是始终坚持这样一个观点的：就是政府权力不能无限，有权不能就有一切，权力必须受限制。政权为私利所操纵，不得人心。

[14] 参见龚祥瑞：《比较宪法与行政法》，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78页。因此，只有扩大民主才能带来自由的享有。

绝对的权力不应该存在，权力平衡应当保持。[6]这里不得不提成为龚祥瑞终身心理包袱，并被后人所诟病之事——反右时为自己过关而揭批自己的恩师钱端升、同学王铁崖、楼邦彦等人。

[16] 参见龚祥瑞：《比较宪法与行政法》，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59-60页。座谈会上洋溢着我爱我师，我更爱真理的追求气韵，报纸对这点也有所报导，但我不能不承认在这场斗争中我也有私心。

只有真正按照宪法条文来实施，宪法才能具有生命力，才能具有权威性。但是龚祥瑞也深知，在当时中国，建立西方式的文官制度，是不合时务的。除了龚祥瑞，还有罗隆基、王造时、徐志摩、吴恩裕、程沧波、储安平、王铁崖、费孝通等人，都受到拉斯基的指导。反之，没有宪法作为基础，则行政法无从产生，或至多不过是一大堆零乱的细则，而缺乏指导思想。

他主张宪法的规范性，强调限制公权力，肯认西方法治、民主、自由与平等、分权等的普适性，一针见血的指出中国宪法和宪政发展中存在的核心问题。他试图融汇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强调要在社会主义国家里实现宪政。

必须承认法律义务和道德义务相联系，才能解决这个矛盾，做到法律与道德的统一。把民主约束到一定的范围内，经过一定的程序设计，民主才会推动社会进步。

有宪法不一定有宪政，宪政的核心在于限制政府权力，保障公民的权利，而宪法本身却未必能体现出这一思想。如果法庭认为立法机关的法律违反宪法，就可以不作为法律而适用。

对法律是否破坏政治自由要进行司法审查，对被告的审判进行陪审制。[15]龚祥瑞谈到法律主权说、政治主权说和议会主权说。龚祥瑞成为那代学者中，为数不多的，其论著、学说至今还具有相当学术影响力和现实意义的学者。只有在政府与公民中树立起宪法权威，宪法得到了普遍的遵守，纸上的宪法才能成为活的宪法。

注释:[1] 参见龚祥瑞：《盲人奥里翁：龚祥瑞自传》，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48页。其次，他长期从事《外国宪法》和《比较宪法》这种在改革开放初期比较敏感且边缘的研究领域。

宪政体制下的政府根据宪法的授权和设定的规则与标准来规范社会行为，政府权力和市场运行都限制在法治范围，不同的政治和思想派别都遵守游戏规则，尤其是政府及其官员能率先遵守自己所立之法。关于当今社会过于看重权力而轻视权利，过于重视国家而忽略社会。

因此，民主不在于直接或间接，而在于联系相应的利益集团。宪法标榜的是民主的原则，而实际上行使的却是专政的原则。